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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左右中国购买波音空客订单之秘

发布时间: 2019-07-11

  左右着中国购买飞机的决策机制,基于航空公司与政府相关机构的权衡与博弈,不仅有经济的计算,亦有政治的考虑

  无论拜尔,还是他的老板——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兰穆拉利,都没有理由不喜笑颜开。就在三天前,1月28日,波音公司宣布,它与中国政府和航空公司代表签订了框架协议,将向六家中国航空公司出售共60架波音787“梦幻客机”。这使波音的最新产品787(之前名称为波音7E7)的启动客户数量达到14家,总订单(承诺)数达到186架。

  按照波音公布的该型客机平均目录价格,这笔协议总值72亿美元,是中国民航采购历史上一次性订购量最大、金额最高的协议。

  同样在1月28日,中国政府和航空公司还向波音的全球竞争对手——欧洲空中客车公司送上了一份规模相当的“新年礼物”: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在巴黎与空中客车签订协议,购买五架空客“巨无霸”A380客机;几乎同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还宣布,计划购买20架空客A330-200客机,这两笔合同总值近43亿美元。

  在1月28日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签字仪式上,一个被中美记者广泛提出的问题是——“订单的签订,是否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试图探究决定中国购买飞机背后的决策机制中,政府和航空公司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政治与经济的因素孰轻孰重?此次连续两桩大订单的签订,更使人们兴趣陡增。

  “这次购买波音787,从2003年下半年波音向中国航空公司提出787机型的设想,到签署框架协议,整个决策用了两年多时间。”一位参与波音公司谈判的中国政府官员告诉《财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波音公司原本要求2004年五六月间就签署框架协议,而其后的拖延,尽管“不完全是政治因素,但的确有政治方面的考虑”。

  从以往的记录看,中国民航购买飞机的行动一向不能避免政治的影响。在购买时机和数额的选择方面,则有在美欧之间寻求外交、贸易平衡的意味。

  以波音为例,购买合同的签订往往发生在中美高层互访或者相关重要政策出台之际。1972年尼克松访华、1993年访美、1998年克林顿访华等时刻,均伴有波音获得中方大单的“喜讯”。

  2003年总理访美前夕,中方派出多方人士组成的采购团赴美,采购总值60多亿美元,其中包括30架波音飞机。

  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中国向飞机制造的双巨头联合下单,影响最大的政治因素是台湾问题。人们注意到,下个月,中国全国人代会将在北京开幕,其中一项议程是审议《反分裂国家法》。而在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中,对中国解除销售武器的禁令,则是一个可能影响空客购买合同的重要因素。

  2004年10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应约与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据新华社报道,呼吁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不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同时希望美方在放宽对华出口限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等方面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对于波音公司来说,动辄数十亿美元的订单不是小数目,尤其是在空客公司的中国订单已经连续两年超越波音的情况下,就更显重要。2004年空客和波音获得来自中国的订单分别为81架和15架,2003年则为36架和35架。

  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柯白(Robert A. Kapp)介绍说,像波音这样的大公司,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影响力,主要通过影响国会议员,尤其是来自公司设厂或者公司雇员最多的选区的国会议员来实现。有很多企业在华盛顿建立办公室,专门雇佣游说者对国会议员进行游说。

  “通过采购美国的商品来达到政治目标,在处理非敏感事件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的。美国许多大企业在中国有重要利益,因此成为中国的维护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鲍姆对《财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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